从资本输入到资本输出、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中国引入外资的背景已经显著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在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外商投资同样对国内的服务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金融、咨询、法律以及商务服务等领域，外资的引入带来了新的服务产品、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并发挥了“鲶鱼效应”，对国内服务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对于外资的认识有所模糊。忆往昔，我们应以更宏观、务实和客观的视角评估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看今朝，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已从资本的净接受者转变为资本的净提供者，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实际利用外资，转变为商品和资本的双输出国。在这一新角色下，中国可以使用资本积累进行资本扩张，通过资金投入和实业投资等多种方式对外投资，获取应得利益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外资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比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再需要外资了，外资是来“占便宜”的，应该有所限制。一种观点则认为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已经意义不大，可以不再关注、听之任之。

同时，中国吸引外资的传统优势也在弱化，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可能有所降低。具体来看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弱化。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中国曾拥有显著的劳动力和市场优势，这些优势在过去吸引了大量外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相比人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弱化。

二是经济增长放缓，潜在经济增速平台下移，资本回报率有所回落。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较长的上行周期，并且没有太大的经济波动，资产价格也持续上行，资本回报率较高。近年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调整期，潜在增速平台持续下移，经济进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发展阶段，这对资产价格和投资回报预期产生了影响，加大了资本流出的压力。

三是资本市场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近年来企业上市节奏的放缓和资本市场退出机制的调整，对依赖这些渠道的VC（风险投资）和PE（私募股权）公司构成了压力，这不仅影响了国内资本，也给外资流入带来了压力。

四是营商环境和人员流动的便利性对外商投资产生影响。疫情期间中西方疫情防控措施存在差异，跨境人员流动曾受到短期影响。同时我国电子支付的普遍应用可能对不熟悉和不能使用这些系统的外国人来华构成障碍，影响其活动的便利性。近期我国在电子支付及签证政策方面做了调整，如对一些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政策，以促进旅游和商业往来，相关配套政策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五是大国博弈基调不改的情况下，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疫情冲击和大国博弈的影响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对于供应链的关注更加聚焦在安全和韧性上，而不再是效率和利润。对于企业而言，安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比如商业活动人员如果涉及到跨境数据的流通，就可能会涉及到安全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资流动很难不受到地缘政治或大国博弈的扰动。

外资对于中国经济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也将一样

一方面是中国从资本净流入转为资本净输出，一方面是吸引资本流入的传统优势在走弱，并且面临着一定的障碍和压力，那么外资的作用是不是不再重要了？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出判断和回答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外资将发挥与以往不同的重要作用。

在大国博弈和逆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继续引进外资有助于减缓产业链特别是高端产业链外移的压力。当前全球产业链布局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制造业回流，实施了所谓“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策略，近几年推动一些产业从中国转向东南亚、墨西哥和南亚地区，在华投资的美资企业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压力，包括苹果等一些企业在内要求国内的供应商在海外备份产能。尽管面临压力，中国的引进外资工作在2021年和2022年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拥有强大的产业链优势、比较成本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使得“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替代。但是也要看到，美国已跌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23年墨西哥在20多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美国进口商品的最大来源国。需要警惕的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美国最终希望的是在关键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对此要有详尽的分析与充分的应对。我们依然要和外资以及外企保持友好，不要将企业的利益、产业的利益、经济的利益与外交上的纠葛混为一谈，应加大引入外资的力度，巩固“中国制造”的地位和优势。

在中国亟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背景下，外资依然能够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业模式等领域的“外溢效应”和“鲶鱼效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平台的下移，以及传统增长动能的走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取得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2%左右。以往中国吸引外资的历史充分表明，引进外资并不仅仅是引入了资本，更重要的是同时带来了技术、知识、人才、管理以及商业模式等层面的引入。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人均GDP刚超过1.2万美元，虽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东盟等经济体已经较高，但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依然较低，海外的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依然可以在华寻找机会。即便是在那些技术差距不大的领域，包括咨询、商务服务等服务行业，外资企业在中国也可以起到“鲶鱼效应”，有利于倒逼国内市场保持活力、不断创新。此外，引入外资也是对外展示开放与包容姿态的重要方面。

怎么办：“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进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等，具体的政策措施需加快出台并落地生效，持续稳外贸稳外资。

要鼓励中国企业从“出口”走向“出海”，加 大支持企业“走出 去”政 策力度。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如东南亚、印度等地进行投资和扩张，利用当地的人口红利和市场红利，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商业机会。另一方面，对于受出口限制影响的国内项目，通过产能转移和资本输出进入海外市场，可以帮助企业消化产能，保护企业利益，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保持和转化竞争优势。在鼓励中国企业“出海”方面，政府应在资金、技术、人员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风险控制，帮助企业在海外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要进一步发挥香港在引进外资和促进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加强香港中介力量的建设。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特别是在连接中国大陆与国际资本市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VC和PE的资金，这些资金间接投资于中国内地。当前需要针对香港的VC、PE等金融机构进行深入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利用他们的优势和长处更好地发挥香港引进外资的作用。同时，未来要进一步加强香港中介力量的建设，如强化认证服务、检测服务、评估服务、仲裁服务等以及投资必要的基础设施，如金融交易平台、数据中心、会议和展览设施等，支持中介服务的发展。香港也需要主动发挥创造性，探索新的服务模式和业务机会。

总体来看，中国引进外资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既包含着巨大机遇，也伴随着严峻挑战。要把引进外资和企业“走出去”结合在一起，特别是要把项目引进、产能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服务业引进以及人才引进等有机结合在一起，致力于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表率作用。在当前全球安全和发展博弈持续，且对于安全的诉求日益上升的背景下，企业界的利益交融或可以在国家间的安全博弈中发挥缓冲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国际关系稳定，再次发挥经贸压舱石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